回忆父亲 □吕五权

　　父亲离开我们三十八年了。这些年来，父亲的身影无数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，对父亲的思念与日俱增，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

　　父亲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孝子。爷爷去世得早，奶奶带着姑姑、父亲、叔叔一起相依为命，靠着几亩薄田艰难度日。父亲14岁加入了马帮，农闲时从事长途贩运，挑起了养家糊口的担子。一次，马帮在途中遭遇冰雹，父亲躲在骡子身子下才逃过一劫。

　　因为从小体会到奶奶的不易、生活的艰辛，父亲的孝顺是刻在骨子里的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家里有时连红薯、玉米这些粗粮也吃不饱，无论生活遇到多大困难，奶奶的饮食一直维持细米白面的标准，专门供应奶奶的鸡蛋、奶粉从来没有中断过。父亲对我们严厉，整天板着脸，但他在奶奶面前像换了个人似的，从不起高腔，更不会与奶奶顶嘴。奶奶的喜棺在她50多岁时就已用上等楸木打造好了，过几年保养一番，光洁明亮，纤尘不染。但寿衣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属于“四旧”难觅踪迹，这成了父亲的心病。直到那年父亲随代表团到大寨参观学习，他发现昔阳县委招待所的台布古朴大方、质地坚韧、色彩适中，好说歹说买了一些，了却了他的一桩心愿。父亲有个习惯，早上一起来总先到奶奶床前问候一声，再去开会或上工，晚上回来也是趋到奶奶跟前说一阵子话，再去休息或忙他的事情，这就是古人说的晨昏定省吧。那时候我比较贪玩，没留意他们母子低语些什么，是询问奶奶身体有无不适?是商量家庭琐事?是讲父亲一天见闻?还是通报远在陕西铜川的姑姑、叔叔两家的消息?那种温馨的画面，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。

　　父亲是勤俭持家的能手。在人民公社的年代，工分是农民的命根，要想多分粮食，必须拼命劳动，多挣工分。我们这个9口之家，很长时间只有父亲一个整劳力，如何改变这种状况，吃上平均数，是父亲大半辈子都在琢磨的大事。父亲的法子是开源与节流。就说开源吧，父亲是村党支部副书记、大队长，每月有28个工时的固定补贴，其他多劳多得。父亲一忙完大队工作就参加生产队劳动，犁、耧、锄、耙样样都是好把式。一放假，包括周六和周日，父亲就把我们姐弟六个往地里赶，一天少则挣2分半，多则挣7分半。母亲也经常下地，做饭、喂牛、喂猪等活儿都交给了奶奶。挣工分这件事上实行全家总动员。积肥是父亲找到的一个最有效的挣工分小窍门，我们家专门腾出一孔窑洞作为邻居夜晚拴牛用的牛棚，中午一放学，父亲就让我挑土垫圈，每半年一算账，粪分占了总分的三分之一。我们家虽然人口多但从未当过欠款户，勤于积肥、善于积肥是个重要原因。那年头，我们家为生产队养了几十年牛，为自己家养过猪、羊、兔子和蜜蜂，有时父亲还偷偷摸摸拉架子车挣些脚力钱。他的有些行为当时被定性为投机倒把，父亲为此没少受批判。在父亲的精心操持下，1954年我们家盖起了三间瓦房，那年父亲才20岁;1964年我们家又箍了三孔窑洞，那年父亲30岁，那是父亲一生中的高光时刻。

　　父亲完小毕业，能说会写，这对他的一生帮助很大。他希望我们像他那样，靠上几年学在大队谋个一官半职，或当个民办教师。也许他还幻想过我们都考上大学，毕业当国家干部，吃上商品粮。在他的认知里，国家早晚需要有知识的人，这是他比大多数村干部高明之处。父亲对我们的学习抓得紧，对我这个长子要求特别严。他三天两头往学校跑，想方设法向校长、班主任、任课教师了解我的学习成绩、日常表现。中午放学时，他喜欢坐在药铺门口石凳上，与路过的老师寒暄，话题也多半与我的学业有关。其他学生家长从不过问孩子学习，父亲的做派可以说与当时社会风气格格不入。我高中毕业不久，国家恢复高考，我很快投入备考。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有用的复习资料一书难求，父亲急得团团转。他忽然想起他的表弟正在西沃高中教书，几十里路他前后不知跑了多少趟，终于从我表叔那儿借到一本物理课本和一本物理习题集。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彻夜演练，把物理课成绩赶了上来，我顺利考上了大学。

　　父亲是个普通的农村干部，但他的优秀品德、远见卓识、实干作风，永远值得我学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