乡村与城市 □赵瑜

　　已是多年前的事了，那时我刚到省城郑州工作。我对城市略有偏见，因为租住的都市村庄破败、拥挤。我所怀念的东西，大多是乡村世界里的内容。

　　那时节，很多人的心里，乡村的温度高于城市。比如我，每年回到乡下过完春节，我都要带些吃食回来。那时的郑州，多半的城市人口户籍都在乡下。在省城里，我们活在各自忙碌的身份里，我是杂志编辑，邻居家的老三是菜市场摊主。春节时，我们统一成为“在城里工作的儿女”，负责回老家做父母的听众。大部分来自农村定居城市的居民春节都会返乡，这是乡村对城市的一次大规模搬运。工作了一年的返乡人，买空了城市，用各种方式，将一种城市生活搬到了乡村，或者小镇。

　　那时的乡村道路交通不便，返乡之路更像电影剧本般充满戏剧性。每年春节，不仅票价翻倍，还常有各种骗子和小偷混迹车站。回家，几乎是一场小型战争。即使如此，城市里的年轻人，还是每年春节一头扎进乡村里，用结了冰的水洗脸，在寒冷中回到自己的童年。

　　那时候每一年春节，如果不回到我出生的乡村院落里，我第二年便会缺少力气。乡村是我人生磁场的开始。在悠长的春节里，我必须熟悉一下乡村的语言，邻居的样子，门前的树，我才能确认，我是一个从乡村走到城市的外来者。我要走得更远，用我的诗句也好，用行走也好。

　　乡村究竟何时变得面目模糊了呢?我又是从何时春节不再回到乡村呢?

　　是父母亲的搬家。他们搬到了小县城里，因为要照顾哥哥的孩子。

　　乡村包含着我的成长记忆，也包含着父母亲讲述的邻居故事。我和乡村的关系，借着父母亲的讲述一直延续。可惜，父母亲搬到县城后，春节我只能从省城回到陌生的小县城。村庄的记忆越来越少，记忆的抽屉合上，沉默而淡远。盛放着我整个少年时代的院子，如今住着我的邻居，他们帮着看护院子，打理一下院子里的杮子树和菜地。

　　城市一点点接受我，我出差到全国各地，见识的人，都是我生命的延伸。我写的文字将我的名字带到很多陌生人面前。我由一开始单薄怀旧的乡下人，变成了逐渐面孔清晰的城市人。城市的经验碎片，正一片片覆盖掉乡村的美好。我仿佛感觉到，我的精神世界里有两根绳子，一股来自乡村，另一股来自城市。我被它们争抢着。一面是有我无知且善良的少年得失，一面是我在城市里遇到的丰富故事。我的成长，让我成为我自己的陌生人。

　　在郑州工作几年后，我买了第一套房子。这是我与城市亲近的开始。我不再是一个漂泊的人，我是这个城市万家灯火的一缕光。又几年后，我的孩子出生在郑州，我几乎忘记了自己的乡下人身份。我用普通话和孩子说话，很少言及遥远的乡村。只有与陌生人交流时，被人问到“老家是哪里”，我才会想到我的故乡——豫东一个叫董堂的村庄，以及那个曾填满我记忆的院子。

　　父母搬到小县城的那些年，郑州开始扩张。道路的延伸与铺垫，打通了城市和乡村的距离，打通了人与世界的关系。宽阔的道路，缩短了原本从故乡到郑州的五小时路程，乡村到城市道路拓宽的过程，也是我的心在城市逐渐安放的过程。最初，我将我的心存放在经五路一棵梧桐树上。后来，我将我的心存放在我的书房灯光里。再后来，我将我的心存放在孩子第一声哭泣中。我在城市里安家，扩大了自己，有了爱人、孩子和更多只属于我自己的地址。我走遍了中国的河流和山谷，在多个城市长住或工作过。我从乡村出发，离故乡越来越远，从青葱时代走到了有惑的中年。

　　这些年，乡村和城市关系有了错位。原来春节时，城市大面积空阔，三分之二的人，选择回到家乡温故青春。现在的春节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留在城市里，因为乡村的故事被父母带到了城市里。乡村留守的人，越来越少。那一份乡愁被城市的汽车喇叭声覆盖，成为一个故事的叹号。而我越来越老，常在深夜时想起少年的事，想起乡村的孤单和深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