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帝王出身）天下一家：出身都很差，多为中原人
大唐后期，中朝不稳，天下大乱，凡兵强马壮者皆可自霸一方，独立山头，遂有“五代十国”之乱象。但“五代”也好，“十国”也罢，其开创者多为小民，若非时代所塑，实黎民而不及也。
大唐终结者，乱世之首恶，朱温以其圆滑善变的性格，剽悍狂狼的作风，谈笑之间即将大唐三百年磐石之社稷毁于一旦，自立江山，鞭笞天下，可谓乱世枭雄，风光无限。但论其出身，实宋州砀山(今安徽宿州砀山)之布衣也。
朱温兄弟三人，长兄朱全昱，二哥朱存，他排行老三，人称“朱三”。其父亲朱诚为地方私塾教师，为乡下百姓教授《五经》。要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有一位教书的父亲，家境应该不错，至少能够顾住温饱。可惜的是，这位教书先生过早去世，其家庭于是陷入困境，“不能为生”，母亲被迫带着年幼的孩子们到临近的萧县刘崇家做佣人。刘崇是当地的财主，多少有些为富不仁，而朱温天生淘气，不听使唤，干活偷懒，常常引来刘崇一阵棒喝，“崇以其慵惰，每加谴杖。”好在刘崇的母亲很有眼力，看好朱温，每每加以怜惜保护，并提醒家人说，朱三可不是一般人物，你们要好好待他，“硃(朱)三非常人也，汝曹善遇之。”(《新五代史·卷一· 梁本纪第一》)
可能因为受到刘崇母亲的垂爱，或者有父亲“教授乡里”的良好社会影响，朱温后来竟与当地“官爷”，宋州刺史张蕤的女儿张惠结为伉俪，从此开启其独步天下的崭新生活。
同样以贫贱之身坐拥称心如意之娇妻的，还有后汉的刘知远和后周的郭威。刘知远(895年—948年)和郭威(904年—954年)在未发迹之前，均在李存勖晋王府中效力，刘知远直接为李嗣源及其女婿石敬瑭服务，而郭威则为李存勖麾下亲军士卒。刘知远出身贫苦农家，为生存计，才加入官军，成为晋王李克用养子李嗣源部下军卒。一次偶然机会，在晋阳郊外牧马的刘知远遇到了年轻貌美的李氏，即李三娘。此次邂逅让尚未贫贱之躯的刘知远难以入眠，又苦于无策，遂起“歹心”。据《新五代史》介绍，“高祖少为军卒，牧马晋阳，夜入其家劫取之。”最终以抢劫的形式，将李氏收入囊中。刘知远婚后，事业也取得全新发展。他们始终感情很好，李三娘竭尽全力协助丈夫建功立业，刘知远也在其襄助下逐步走高，从河东节度使到后汉皇帝，但终其一生只以李三娘为妻，先封其为魏国夫人，再封皇后。李三娘在丈夫死后，又以皇太后名义辅助儿子刘承祐，可惜这位少帝不为所动，执意杀戮大将重臣，结果引来杀身之祸，而李三娘则受到后周开国皇帝郭威的格外尊重。
郭威虽为将门之后，但其少时也非常破落，即使已加入晋王李存勖的亲军，最开始也未受到足够重视，甚至连老婆也未讨到。据《宋史》和《东都事略》介绍，后唐庄宗李存勖驾崩后，其后宫妃嫔皆被明宗李嗣源遣散，柴氏即在其中。柴氏行至黄河岸边突遇风雨，只好暂居旅舍。时有一男子经过，虽衣冠不整，窘相毕现，但却有一段天然的伟岸倜傥，气象非凡。遂向旅舍主人询问，得知此君乃“马步军吏郭雀儿也。”
“郭雀儿”即是郭威的别称。据《新五代史·东汉世家》介绍，“周太祖(郭威)少贱，黥其颈上为飞雀，世谓之郭雀儿
。”而所谓的“马步军吏”就是地位低下的下级军官。旅舍主人对郭威不屑一顾，但经常出入宫廷豪门的柴氏却一见倾心，以为此君“乃贵人也，前途不可限量。”无论父母如何反对，柴氏依然态度坚决，最终与郭威在旅馆中结为伉俪。
郭威结婚前不仅贫困，还不事生产，嗜酒喜赌，而在婚后，柴氏竭力劝诫，悉心照顾，他才逐步戒掉恶习，全身心投入军政事业，直到问鼎中原，称帝建周。郭威称帝时，柴氏已死，但仍追封其为皇后。
朱温、刘知远、郭威都在贫贱之时娶得娇妻，足见其非凡之气象，其婚姻也为他们成就事业带来利好，而后晋的石敬瑭、后蜀的孟知祥则以其特殊的婚姻关系横空出世，独步天下。
石敬瑭(892年--942年)系沙陀族，父亲臬捩鸡善骑射，自西夷内迁归唐，追随大唐军阀李克用。李克用当时已名满天下，被唐廷封为晋王。臬捩鸡在李克用麾下效力，因功受封洺州(今河北邯郸)刺史。臬捩鸡生下儿子后，取汉姓“石”，名曰石敬瑭。
石敬瑭虽为官二代，但他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，原因还在于李嗣源的提携重用。李嗣源为晋王李克用的养子，地位很高，但在他之上还有李克用的众多亲子，其中长子李存勖最为抢眼，因此李嗣源在晋王府较为隐忍低调。石敬瑭打仗勇猛，但生活中也比较低调，因此受到李嗣源的垂爱，并将女儿(即后来的永宁公主)许配给他，他也由此成为李嗣源帐下亲兵。《新五代史》明确记载，“敬瑭为人沈厚寡言，明宗爱之，妻以女，是为永宁公主，由是常隶明宗帐下，号左射军。”
也就是说，石敬瑭起家得益于他与李家的联姻关系。庄宗李存勖死于兵变后，李嗣源在石敬瑭的鼎力支持下即皇帝位(明宗)，石敬瑭也水涨船高，先后被封为保义、宣武、天雄、河阳、河东节度使。尤其是河东节度使这个重要位置，最终成就了石敬瑭的后晋帝业。
石敬瑭有幸成为晋王府的驸马，并由此拉开称雄称帝的大幕，而后蜀皇帝孟知祥(874年—934年)也为晋王府的贵婿，而且论辈分，孟知祥还比石敬瑭长一辈。虽然史料记载有别，但无论是李克用的女婿，或者是弟弟李克让的女婿，孟知祥与晋王之间的姻亲关系是明白无误的。也就是说，孟知祥作为晋王府上的乘龙快婿，与李存勖、李嗣源等平辈。因为有这层特殊关系，孟知祥受到李克用以及李存勖、李嗣源两代权贵的青睐。李存勖称帝后，封孟知祥为北京留守、太原尹，后来又入主四川，受封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使，而926年李存勖死于“兴教门之变”李嗣源即皇帝位之后，孟知祥则先后被拜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，剑南两川节度使，封蜀王。但决心割据川蜀的孟知祥与李嗣源主政的后唐政府之间渐生罅隙，李嗣源一度将其削职，并派石敬瑭等前往攻讨，但以失败告终。孟知祥在李嗣源驾崩后(934年)随即宣布称帝建蜀，仅两年之后，石敬瑭就在契丹人的扶植下当上可耻的“儿皇帝”。
而在石敬瑭称帝建晋时，他的前辈连襟已经去世将近两年了。倘或孟知祥不死，他会对卖国求荣的儿皇帝兴兵讨伐吗?
以上几位开国帝王虽然少时贫贱，但都以喜剧开篇，取得婚姻事业双丰收，而以下几位则没有那么幸运，甚至险些命丧黄泉。
吴越国和南汉的开创者钱镠、刘䶮就差点死于襁褓之中。钱镠父亲钱宽为杭州临安普通平民。据《十国春秋》记载，有一天，钱宽外出未归，邻居突然跑过来对他说，刚才从你家后院路过，听到里面众多兵马嘶鸣，“甲马声甚众”，你快回去看看是不是出什么事了。钱宽一听，大惊失色，赶紧回去。到家时，发现儿子钱镠已经生下，而满屋都是红光，“复有红光满室。”没见过世面的钱宽一时间十分诧异，以为不祥之兆，就要把刚出生的儿子扔进井里淹死。好在钱宽的母亲在场，慈祥的祖母坚决不同意丢弃孙儿，“镠大母知非常人，固不许”，才留住小钱镠一条性命。钱镠因得祖母庇佑，遂取小名“婆留”，那口井也被叫作“婆留井”。
钱镠(852年—932年)后来功业赫赫，其创建的吴越国“富庶盛于东南”，那口“婆留井”也因其巨大光环而名躁江浙，至今傲然于杭州临安石镜乡功臣山(原名大官山)南麓，成为当地一大景观，默默讲述着吴越国一代明主的传奇佳话。
与钱镠相比，南汉开国皇帝刘䶮的遭遇更为险恶。其祖上为迁居岭南的客家人，父亲刘谦以其出色表现获得出镇南海(广州)的宰相韦宙的青睐，韦宙将侄女韦氏下嫁给刘谦。刘谦发达后，又纳段氏为妾，而段氏即是刘䶮的生母。
刘䶮(889年—942年)出生时，父亲刘谦已为封州刺史，但其正妻韦氏非常强势。段氏诞下男婴后，素来嫉妒心很强的韦氏极为愤怒，当即决定将其扼杀，“拔剑而出，命持䶮至，将杀之。”也许是刘䶮天生命硬，等韦氏挥剑前来刘䶮面前时，襁褓之中的男婴竟让她顿生恐惧，手中的利剑也在不觉中坠地，“及见而悸，剑辄堕地”，张望许久才叹息道：“此非常儿也!”一场命案就此未遂，三天后段氏被杀，而韦氏则将刘䶮收为己子，善加养教，而刘䶮长大后果然非同寻常，“善骑射，身长七尺，垂手过膝。”(《新五代史·卷六十五·南汉世家第五》)
钱镠、刘䶮大难不死，终成帝王霸业，而南吴的杨行密和前蜀的王建则在年轻时曾被关进大牢，若非贵人相救，也难以立业称雄。
杨行密(852年—905年)所处的时代，正值大唐走向败落，地方割据势力逐步膨胀，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。他出生农耕之家，幼时丧父，家境十分贫寒。但此君生来威猛，力气很大，《旧五代史》说他一日能行三百里，“少孤贫，有膂力，日行三百里”，《新五代史》则记载说，杨行密长大后“能手举百斤”。也就是说，年轻时的杨行密虽然穷困，却有一把硬力气。他还很有理想，试图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窘境，改善生活。而仅此品质，就与北汉的刘崇、前蜀的王建迥然有别，刘崇、王建年轻时即为嗜赌偷盗之无赖。
可是，杨行密最初改变命运的举措过于莽撞，刚一实施即告失败。当时，江淮地区叛乱蜂起，他也参加了当地的农民起义，结果失败被捕。但当他被五花大绑推到时任庐州刺史的郑棨面前时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。郑棨不仅未加指责，反而亲自为其解绑。《新五代史》记载说，“刺史郑棨奇其状貌，释缚纵之。”把释放的原因归结为杨行密奇特的状貌。事实上，郑棨是一位非常理想化的地方官员，还是一位很有味道的诗人，其创作的诗歌多用骈句，世人称之为“郑五(郑棨别名)歇后体”，比如其《题老僧》：
“日照四山雪，老僧门未开。冻瓶粘柱础，宿火限炉灰。童子病归去，鹿麋寒入来。”
郑棨当年在黄巢起义大军压境时，作为庐州刺史的他不是厉兵秣马，准备迎战，而是写了一篇虚张声势的檄文，以此恐吓黄巢不要进犯庐州。黄巢也是一位颇有情怀的诗人，虽然对郑棨的檄文不屑一顾，但还是满足了郑棨的请求，并未对庐州用兵。
由此可见，郑棨释放杨行密，不仅因为后者的状貌或气场，极有可能是佛心大发，率性而为之。
但他的这一善举，无意中改变了杨行密的一生。此后，杨行密加入正规官军，渐行渐远，其缔造的南吴和后来的南唐政权苦心经略江淮，富甲一方，他本人也被誉为“十国第一人”。
与杨行密的耿直豪迈性格不同，王建年轻时则为十足的无赖之徒。其家庭状况也很一般，《五国故事》载其“世为饼师”，世代都以卖饼为生。像众多传统农家一样，其家孩子多，王建排行老八，因他平素不务正业，专事鸡鸣狗盗之非法勾当，当地百姓送其雅号“贼王八”。《新五代史》就直言道：“(王建)少无赖，以屠牛、盗驴、贩私盐为事，里人谓之贼王八。”
王建的非法勾当或许因为生计所迫，但他也因此付出代价，被打入许昌牢狱。像杨行密的遭遇一样，王建入狱后也遇到了贵人。据《十国春秋》介绍，他被捕后，狱吏竟将其释放，他因此南逃武当山，“未几，被罪系许昌狱，吏纵之去，亡匿武当山。”
更有意味的是，王建被无端释放来到武当山后，再次受到“贵人”指点。据《十国春秋》记载，王建在武当山遇到名唤处洪的高僧，处洪以为王建相貌非凡，提醒他说：“子骨法甚贵，盍(何不)从军自求豹变?”你王建一看便知是位贵人，为什么不去当兵从军来改变命运呢?在那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中，加入官军确是一条生存发展的好出路。王建经僧人点拨，于是主动离开大山，加入忠武军(驻地为离其家乡河南舞阳不远的淮阳)，从此走入正途，开启了征战四方、入主川蜀的“豹变”人生。
杨行密得以释放因郑棨“奇其状貌”，王建得高人指点因其“骨法甚贵”，而同样天生贵相的还有南唐的李昪、南平的高季兴。李昪和高季兴当年的处境更加穷困潦倒，甚至于卖身为奴。
李昪(889年--943年)称帝之前名曰徐知诰，是南吴权臣徐温的养子，其小字“彭奴”，仅从其小字上便可看出其微贱的出身。父亲李荣失踪于战乱，母亲刘氏早逝，他自幼就流浪江湖，寄居于濠州(今安徽凤阳)开元寺。大唐乾宁二年即895年，时任淮南节度使、检校太傅的杨行密攻打濠州，在那里得到年仅6岁的小“彭奴”。据《新五代史》介绍，杨行密一见到他，便觉得其相貌非常，“得之，奇其状貌”，于是收于麾下作为养子。可惜的是，杨行密的儿子们并不认可，不愿接纳，杨行密求助于谋臣徐温，被徐温收留为养子，“而杨氏诸子不能容，行密以乞徐温，乃冒姓徐氏，名知诰。”(《新五代史·南唐世家》)徐知诰之名由此而得。
徐知诰这位流浪儿，经杨行密这位伯乐的识才千里眼，才真正成为“千里马”。此后，他追随养父徐温步步高升，最终取代南吴，建立南唐。称帝后的徐知诰，为了掩饰其微贱的出身，匆匆改回“李”姓，声称乃大唐后裔，名曰“李昪”。
李昪早年为流浪儿，而南平的高季兴则一度沦为富人家的家奴。
高季兴(858年—929年)本名高季昌，字贻孙，祖籍陕州峡石(今河南三门峡)。他后来虽然声称自己为东魏司徒高敖曹之后，但这难以抹去其屈辱的发家史。当时，汴州(河南开封)有位富商名叫李让，高季兴就远投开封在李让家作“家僮”，而汴州是宣武军节度使朱温的驻地。李让为求得保护，经常资助朱温，得到朱温的宠信，后来成为朱温的干儿子，易名为朱友让。一天，朱友让去拜见朱温时，
身旁多了一位高季兴。朱温一看，立刻眼前一亮，觉得高氏非同凡响。据《新五代史》记载，“季兴以友让故得进见，太祖(朱温)奇其材，”认为高氏是“奇材”，并要求朱友让“以子畜之”，收高氏为干儿子，也改为“朱”姓，但姓也不白改，好处便是“补制胜军使，迁毅勇指挥使。”也就是说，高季兴因为作了干儿子，其身份也由“家僮”变成了军官，即“指挥使”。而按照当时编制，500人为一指挥，高季兴由家奴摇身一变，成了500人之上的军头。
高季兴究竟有何“奇材”，《新五代史》没有明载，《旧五代史》则记载说，“梁祖尝见季兴于仆隶中，其耳面稍异，命友让养之为子。”也就是说，高季兴的“耳面”不同于常人。俗语说：“头大耳朵宽，长大好当官。”高氏大抵属于“面大耳宽”之类。
无论长相如何，高季兴因为做别人家的干儿子，终于完成了身份的华丽转变。在他之后，如前文所述，李昪也是通过做干儿子实现人生梦想的。
所不同的是，李昪先做杨行密的干儿子，再过继到徐温家做干儿子，而高季兴则后为李让(朱友让)的养子，在他之前，李让已先为朱温的干儿子。所以，论辈分，高季兴应该叫朱温为干爷爷。
善变的高季兴后来被朱温荆南节度使，后唐灭梁后，为避李存勖祖父李国昌之讳，主动除去“季昌”本名，“高季兴”由此兴名。
此外，“五代十国”15位立朝开国主人中，还有闽国的王审知(862年—925年)、南楚的马殷(852年—930年)和北汉的刘崇(895年—954年)。刘崇像前蜀的王建一样，乃无赖之徒，仅靠哥哥刘知远之力才得以打通江湖，而刘知远少时家境贫苦，所以他们兄弟均可列为贫寒之家。而王审知虽为秦代名将王翦后人，但历经1000多年的风雨沧桑，王家也早已败落，《新五代史》明言其父王恁“世为农”，王氏三兄弟只好选择参加农民起义，辗转南下福建泉州，最终建立闽国政权。马殷虽然自称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(前14年—49年)之后，但他出生时，马将军已经亡故900多年，其家庭也极为贫困，只能以木匠为业，后来也通过参军来改变命运。《旧五代史·马殷传》明确记载：“(马殷)少为木工，及蔡贼秦宗权作乱，始应募从军。”
总之，五代十国的15位主人均出身贫寒，均以军事起家，又以军事实力保存、维护其政权的合法性、独立性。或许正是基于五代十国这种特殊现状的考量，后来的大宋王朝才以“杯酒释兵权”的和平方式，决意解除将军们的兵权。
既然出身一般，又靠军事起家，就难免东奔西突，南征北战，让人淡忘其出生之地。其实，五代十国15位主人们，除南吴的杨行密、南唐的李昪、吴越的钱镠在“本土”起家外，几乎都是“外来户”，都可算作
“中原人”。这里所说的“中原”既指地理意义上的黄河中下游地区，更侧重于人文意义上的“中央文明区”，即有别于相对边远的夷戎蛮狄(东夷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)而言的河南及其周边地区。
五代的五位开创者当中，李存勖、石敬瑭、刘知远三位均为沙陀族，祖上为西突厥别部后裔，唐时逐步内迁至黄河流域，李克用就出生在山西雁门，即《旧五代史》所载“神武川之新城”。作为李克用的嫡系部属，这三位沙陀领袖也横空出世于黄河两岸。其中，史料明确记载，李存勖、刘知远均出生在山西太原(时称晋阳或并州太原)，而石敬瑭因为其臭名昭著的“儿皇帝”形象，正史中并未明载其籍贯，《新五代史》甚至对其“石”姓存疑，“不知其得姓之始也”，但他的父亲臬捩鸡早年即跟随李克用，又受封洺州刺史，由此可推测石敬瑭也应该出生在山西附近。
李存勖、石敬瑭、刘知远也都发迹于黄河之东的晋阳，石敬瑭、刘知远称帝前还均为河东节度使。
他们三人生前征战四方，死后却都葬在河南。李存勖的雍陵和石敬瑭的显陵均在河南省洛阳市境内，而刘知远的睿陵则在远离京师的河南省许昌市。
五代十国大分裂的始作俑者，后梁开创者朱温则是标准的中原人。《旧五代史·梁太祖本纪》明确记载他为“宋州砀山人”，即今安徽砀山县。但在当时，宋州的治所即州府所在地在宋城县，即今河南商丘睢阳区。也就是说，朱温是地道的河南人。唐德宗(779年—805年在位)时，大唐就在宋州设置宣武军，朱温也正是在宣武军节度使、汴州刺史的显赫高位上，逐步控制中央，又另立中央，建立后梁政权的。此后，无论他征战何方，汴州都是他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，而宣武军则成为他生杀予夺掌控时局的柱石。尽管征伐四方、威风八面的他曾强逼唐帝迁都洛阳，又废帝自立，最终还是将都城定在汴州。
河南成就了他一生的梦想与追求，也见证了他的淫乱与悲哀。其死后所居的“宣陵”历经风雨打磨，早已面目全非，而叱咤风云、享尽尊荣的他最终只好屈尊于河南某村落的一方丘陵荒冢之中(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白沙镇常岭村)。
朱温从河南走出，又回归河南，而五代最后一个王朝，后周的开国皇帝郭威则生于河北，葬在河南。郭威老家河北邢台，即《旧五代史》所载的“邢州尧山”。他父亲郭简曾在晋王李克用手下担任顺州刺史，顺州为北方“燕云十六州”之一，即今北京市顺义区。郭威尚幼时，父亲即被幽州节度使刘仁恭杀害，他只好与母亲王氏一路南下，而王氏又在途中辞世。失去双亲的他无奈前往潞州投靠常氏，拜常思为“季父”。据《旧五代史》记载，“常思，字克恭，太原人也。初，(后周)太祖微时，以季父待思。”
郭威随后加入强大的河东军团，成为刘知远麾下股肱，刘知远驾崩后，被逼反叛，最终“黄袍加身”自立江山，死后落葬于河南嵩陵(河南省新郑市郭店镇周庄村)。
十国的十位开国主人中，河南人就有五位之多，占其一半。其中闽国开创者王审知“光州固始人也”(《新五代史》)，即今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;南楚的马殷出生于“许州鄢陵”，即今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，也有学者认为其为河南上蔡或扶沟人;前蜀的王建则为“许州舞阳人也”(《五国故事》)，即今河南省许昌市舞阳县;南平的高季兴乃“陕州硖石人也”(《旧五代史》)，即今河南省三门峡市;南汉的刘䶮为“蔡州上蔡人”，《新五代史》和《新唐书》均载其父刘谦(刘知谦)和祖父刘安仁为“上蔡人”，即今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。
王审知最初参加王绪领导的农民起义军，从河南固始一路南下，最终落脚福建。马殷在其许昌老乡秦宗权叛乱蔡州时应募从军，成为时任忠武军决胜指挥使孙儒和龙骧指挥使刘建峰的属下干将，随军征讨淮南的杨行密，孙儒兵败被杀后，马殷与刘建峰经江西南下湖南，并在此开疆辟土，建立自己的根据地。王建最初也投军于忠武军(驻地在河南周口市淮阳)，在镇压王仙芝起义中有立功表现，后随忠武军监军杨复光征讨黄巢起义军，是杨复光麾下“八都”(时称忠武八都)都头之一。再后来，王建以“八都”都头身份前往四川迎驾唐僖宗回銮，就此立足巴蜀。高季兴因为与朱温的特殊关系，从河南出发，一路追随朱温征战陕西、山东、安徽等地，最后到达湖北荆州。在湖北，高季兴招募流民，恢复生产，逐步站稳脚跟。朱温称帝后，任命他为荆南节度使，从此节度一方。刘䶮祖上为商人，《新唐书》载其父为避战乱，从河南上蔡南下广东封开县，“刘知谦(刘隠、刘䶮之父)，寿州上蔡人。避乱客封州。”《新五代史》也记载说，“刘隐，其祖安仁，上蔡人也，后徙闽中，商贾南海，因家焉。”刘䶮为商人世家，其祖父外出经商，从河南经福建，最终南下广东。
十国开国国君当中，北汉的刘崇与后汉的刘知远同宗，自然为山西人，而后蜀的孟知祥则与后周的郭威同乡，为“邢州龙岗”人士，即河北邢台。剩余三位，南吴的杨行密、南唐的李昪以及吴越国的钱镠则均为“本土”国君，江南人士。据《旧五代史》记载，杨行密为“庐州人”，《新五代史》则具体为“庐州合淝人也”。当时的“合淝”即当今的“合肥”，因“淝水”得名。杨行密生于斯长于斯，也因“庐州刺史”的官职而步步为营，渐霸淮南，建立政权。
关于李昪的出生地，史料不一。《旧五代史》载其为“海州人”(今江苏连云港)，《新五代史》和《南唐书》则载其为“徐州人”。无论“海州”，还是“徐州”，均属江苏省，也就是说，李昪为地道“南方人”。他少时即因家庭窘困，流浪于安徽凤阳(时称濠州)、泗县(时称泗州)一带，寄居于南吴权臣徐温家之后逐步发达，最终取代南吴政权，建立南唐。
吴越国的钱镠也在本土发家。他出生杭州临安，长大后也始终在江浙一带活动，其亲手缔造的吴越国也以杭州(西府)、越州(东府，即今绍兴市)为中心，本土的吴越文化对其影响深厚。钱镠在功成名就，受封“吴越王”之后，衣锦还乡，扫墓祭祖之余还不忘宴请故老。席间，他举杯高唱《还乡歌》：
“三节还乡兮挂锦衣，吴越一王驷马归。临安道上列旌旗，碧天明明兮爱曰辉。父老远近来相随，家人乡眷兮会时稀。斗牛光起兮天无欺。”
或许因为此歌过于“中原化”，太“文”了，当地百姓听不懂，所以钱镠的深情演唱并未收获掌声。见此情景，他马上改口，用当地土语白话唱道：
“你辈见侬底欢喜?别是一般滋味子。永在我侬心子里!”
这一回马上赢来掌声雷动，满座叫好。性情的吴越王也立刻回归本真，其兴勃焉，其乐融融。
即使为“本土”国君，钱镠、杨行密、李昪也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浸润。他们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显著共同点，即是崇文重教。李昪以“齐”“唐”命名其国，足见其对中原“正宗”皇朝体制及其传统文化的倾慕，而他本人也极富诗情，曾创作著名的《咏灯》诗，而其子孙李璟、李煜则是蜚声文坛的南唐词人。钱镠除了诗作颇丰外，还擅长书法，尤工隶书。他善待著名文士罗隐，接见诗僧贯休的故事，至今为世人津津乐道。而作为“十国第一人”的杨行密除其非凡的政治远见和治国理政才能外，文才也很可圈可点，《全唐文》就录有将其文《举史实牒》。来源“盛世孤魂”微信公众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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