乡村改造不仅要治愚还要普法——读苗勇新著《晏阳初》有感

　　庞惊涛

　　读完苗勇先生的非虚构文学《晏阳初》(东方出版社，2021年9月)，恰值江苏省联合调查组公布“丰县锁链女”事件调查结果。一部文学作品，一个社会热点事件，它们之间似乎完全不搭。但假如我们认真思量今日丰县拐卖妇女之乱局的根源，在于农民以买卖妇女实现生育目标的集体愚昧，就会发现一代伟人晏阳初在近100年前努力实践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改造运动初心的价值所在。所以，一部书有一部书的时代命题和价值，读完《晏阳初》，再看完江苏省联合调查组的结论，我陷入了长久的思考：在21世纪即将迈向中叶的今天，在中国相对发达的江苏省，以治愚为核心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改造运动，仍然任重道远。

　　该书对晏阳初的生平及事功的还原度是很高的，但为什么不干脆以《晏阳初传》标明呢?我理解作家苗勇的初衷，那就是尽量用文学艺术的标准和手段，来完成对这一段乡村建设和改造历史的艺术化再现，而不陷入学术再现的论争、考辩和评论分析。也因此，《晏阳初》里呈现的中国20世纪中叶的农村问题、农民问题，也就有了很高的还原度。无论是“定县试点”，还是后面的大面积铺开，晏阳初的“乡村改造运动”，都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当时中国农村的很多现实问题：贫穷、无知、愚昧、自私，出于维持生计的艰窘，拐卖妇女以完成传宗接代使命的现象似乎还没有冒头，所以，晏阳初的当务之急，是要让他们识字。通过教育，让他们从愚昧的无知状态中解放出来，让大多数人觉醒，这样，社会进步才有基础，民主与自由才会顺利成章。

　　这个想法何其伟大，然而现实推进又何其艰难。乡村建设和乡村改造，这本该是政府的责任，然而这终究要有担负能力和远见的知识分子承担起来。问题是：现实的困难如此巨大，第一步究竟怎么迈开?而农民需要教育的问题太多，第一课该讲什么内容?当我找到晏阳初编订的《平民千字课》，并看到第三课的内容时间，不禁泪下，这个伟大的教育家、思想家，更是一个了不得的预言家，他似乎在提醒我们，什么时候，都不能忘记教育那些愚昧的农民，什么才是“平等”：

　　

 

　　你是人

　　我是人

　　不分贫与富

　　不分尊与卑

　　同是中国人

　　人人该平等

　　是不分贫与富卑尊同

　　中国该平等

　　这段近乎口语化的第三课内容，道出了晏阳初平民教育的核心。他是要告诉每一个平民百姓，如何理解“平等”，如何在日常里营造“平等相处”的环境。但晏阳初忽略了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，在所有的平等里，除了贫与富的平等，还有男女性别的平等。这个男尊女卑的传统毒瘤不清除，人人平等的愿景是实现不了的。这就看出了晏阳初的思想局限性，小说没有呈现出这种局限性，就是作家意识的局限性以及观念的局限性，我们只有承认这种局限性的存在，才会深深懂得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先验性价值。

　　在完成对定县六十二个村的调查之后，晏阳初看到了中国大多数农民身上的缺点，那就是愚和私，是两大顽症和恶疾，必须对症下药：缺乏知识，目不识丁的人，让他识字;而那些缺乏道德陶冶的，就必须通过文艺教育，提升他们的思想层次。对此，长篇小说《晏阳初》再现了晏阳初再造“新民”的内容。生计第一，这是当然，文艺和卫生居第二和第三，我认为这倒并非是很急迫的，倒是第四“公民”教育显得很重要。从农民到公民，晏阳初即使活上两百岁，这个目标也未必能实现。用文艺教育攻愚，这个路径是对的，但效果如何不好判断;用生计教育攻穷治穷，开发生产力，这个是基础;用卫生教育防病治病，培养健康力，这是农村的顽症，仅靠农民不行;用公民教育攻私，发扬团结力，这个理论上也没有问题，但现实是容易走偏。看丰县沛县乃至整个徐州的“团结力”，就是对抗晏阳初的公民教育理念的。用时代的眼光来看，我以为还要加上一条，用法治教育攻盲，提升守法力。这个是当务之急。但晏阳初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层，他就走出国门，到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推行他的平民教育思想了。

　　中国农民从此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精神导师，也失去了一次接受公民教育理念的机会。他们中的一小部分，甚至没来得及消化他在《平民千字课》中浅显但伟大的内容，便急速堕落到公然拐卖妇女、恶意欺凌和摧残同辈、枉法限制他人自由的法盲境地。更为可悲的是，他们的群体性法盲背后，还有一个知法犯法的公权力合谋群体。从江苏省联合调查组的文字里，我们不仅看不到平等，更看不到半点法律意识，连“增强法制观念”这样的口号都不愿意敷衍一个。

　　一部书有一部书的时代使命。《晏阳初》这部小说的时代使命就在于，它提醒我们：乡村改造不仅要治愚，还要普法。我们需要接过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大旗，在当代的乡村改造中，把普法教育放在第一位。只有如此，铁链女的悲剧才有可能避免再次发生，而那些将买卖妇女视为买卖商品的观念，才会彻底失去生存的土壤。

　　百年过却，社会不仅仅有前进的激流，还有倒退的暗流。中国的乡村改造，不进则退，时代呼唤新的晏阳初，时代更需要一针见血的乡村改造。